功利社義一向主張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。統一的成本效益分析，在功利主義者而言，就是是否贊成統一的關鍵所在。如果統一，台灣社會整體的利益大於損失，功利主義者自然選擇統一；反之，自由主義者則反對統一。但是統一的方式有許多種模式，從中國內部的一區和自治區、或港澳模式、到鬆散的大英國協（common wealth）的方式，都可以稱之為統一。我們在這裡依照功能的不同，將統一的方式分成下列四大類：
（一）台灣徹底成為中國一部份，所有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改採中國的法政制度；
（二）台灣廢國號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除了總統和政府機構改名之外，台灣維持原有的法政制度，雙方的貿易、投資完全自由化，而且無關稅障礙，雙方民眾也可以跨界自由遷徒和工作；
（三）同（二），但是中國民眾不可以自由遷徒到台灣生活和工作（近似港澳模式）；
（四）台灣成為北京的加盟國或類似國協的成員，除此之外台灣一切照舊。
就統一的成功效益分析而言，上述四種統一模式都可以減少台灣國防支出的開銷。第一種到第三種模式，台灣都可以得到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。但是第一種模式中，單是要台灣民眾接受中國『土地國有化』的政策，要將所有的私有土地轉變為『國有民租』的制度，來自八成擁有自有住宅和土地的民眾反對，其聲浪就是足以遮天了，更不必提到司法制度和商業法規改變的各種風險。在第二種模式中，台灣雖然得到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，但是雙方薪資的差異將吸引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民眾，到台灣尋找工作。占台灣人口多數的勞工階層之反對，也就足以讓政府下台，更不用提到統一的議題。第三種模式基本上就是港澳模式，除了自由貿易和投資之外，雙方依舊維持邊界的存在，防止中國人口大量遷入台灣的情形發生。第四種模式對台灣的政治風險較小，但是否能成立？取決於中國的態度，而且台灣也不一定可以享受兩邊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。
從功利主義的觀點，只有第三種模式（港澳模式）和第四種模式（國協模式）有可能符合功利主義最多數人最大幸福的正義原則。其實北京統一政策的原則，也是基於功利主義的觀點。所以北京一再宣示統一以後，香港和台灣的法政制度都維持五十年不變。事實上，台灣和香港五十年後的基本法政制度也不可能改變，屆時除非北京使用武力強迫轉變原來的法政制度，否則多數民眾一定會抗拒制度的改變。至於港澳模式統一的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，也可透過雙方自由經貿的協定來達成，統一並非是一條非走的道路。隨著自由貿易和投資的世界趨勢，台灣也不一定非要港澳模式的統一，才能得到雙邊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。只要中國繼續的開放市場，台灣也可以得到經貿和投資的利益，何況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並非由台灣這方獨享的利益，中國也同樣享受到自由貿易和投資的利益。『所以，北京站在它的功利主義立場，不得不以武力威脅台灣，圈住台灣一定要走向統一。因為，沒有北京武力的威脅，台灣即使站在功利主義的立場，也不一定會選擇統一政策。
自由主義一向主張我身、我命歸我有，所以真正的自由就一定要能自主；我的自由並不排斥我承擔我自願招來的義務，但我的責任範圍只限於我的所做所為。唯有出自於我的自由選擇，才是我應盡義務的來源。根據這樣的邏輯推理，台灣民眾之中絕大多數出生於台灣，生活在台灣，也未曾參與國共內戰，對中國人民共和國也沒有任何仇恨和債務，為什麼要台灣來擔當起統一的義務呢？如果統一的選擇是來自中國武力的威脅，統一就不可能出自於我的自由選擇，就不該是我應盡的義務。所以，從自由主義者的觀點，在北京沒有放棄武力統一之前，統一的議題在台灣不僅是缺乏正當性，而且是違反正義的原則。至於，由北京政府對於經濟市場與社會、文化和宗教的種種控制方式，是否也違反了自由主義要求政府中立的主張？則是等到台灣對於統一能夠自主選擇的自由環境下，才要去進一步探討的公共議題。
即使統一的選擇符合羅爾斯（J Rawls）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，統一就必須能為台灣底層的民眾爭得平等，才具有公共政策的意義。中國的貧富差距甚於台灣，沒有人會相信統一以後，台灣底層民眾的經濟狀況會比台灣的現況更好。更何況統一以後，中國勞工湧入台灣就業市場，只會更惡化台灣底層民眾的薪資收入和就業機會。
社群主義認為，每個人必定屬於某個家庭、宗族、社區、城市、部落和國家；每個人必定繼承了這些社群的遺產、權利和期望，也同時繼承了社群的各種債務和義務；每個人無法和他們所屬的社群切割，也無從所屬的歷史、文化的權利義務做出分離。中國民族主義也是一種社群主義；據此，台灣民眾也無法切割台灣與中國在政治、文化和歷史上的遺產和義務。統一的議題，就社群主義而言，明顯地具有正當性。不過，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，甚至認為統一是國族認同的義務，根本不容台灣民眾有任何討論及選擇的空間。但是，這種極端主張在邏輯上是有明顯的矛盾存在。如果台灣數民眾認同中國民族主義，就不必擔心統一成為台灣公民討論的議題和選擇；如果在台灣只有少數人認同中國民族主義，強迫台灣人接受中國的統一，又具有何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意義？現代社群主義者，包括民族主義者對於正義社會的期待，都是主張政府必須在公民心中養成關切社群、和奉獻社會共善的精神，積極推動公民參與討論共善的公共辯論。然後，再以民主的程序，作出規範或選擇。這樣才不會違反民主與相互尊重的社群主義 。換句話說，統一的議題在台灣即使具有正當性，但是仍然必須經由公民參與的公共辯論而做出選擇。如果統一是由北京、或是由台灣的領導人來做決定，基本上就違反現代社群主義鼓勵公民參與的原則。
綜觀功利主義、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主張，在任何公共議題上都不排斥資訊的透明和公共的辯論，對於公共政策的重要性，經由充足的資訊和公民參與的公共辯論，功利主義者可以更精確地計算政策的；自由主義者，可以在不被誤導下，自主地做出正確的選擇；社群主義者，可以滿足於建立公民參與社會共善的正義社會。在台灣的統一議題，功利主義不必然主張，統一須經公民投票，因為成本效益的計算不必然等於公民投票的結果。除此之外，公民辯論和公民投票都乎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必要原則。
經由公民辯論和公民投票，才能讓自由主義者，願意承擔統一的責任和義務；社群主義者才能達到統一的正義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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